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科技发展带来进步和人们生活的便利的同时，它也带来了对尊严的侵害和挑战，我们宪法学主要的功能是要看哪些挑战、哪些侵害。
中小学生不是一个成熟的消费者，不能自我选择，所以国家出于儿童保护优先原则和保护中小学生健康的特殊价值衡量，禁止转基因食品流入校园符合一般的原则，也符合儿童优先保护的原则。第三，至于公民是否吃转基因食品完全是公民个人的权利，自行选择，国家管不了。
当搜查一个犯罪嫌疑人住宅的时候，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有搜查证，警察有搜查证，进去以后发现有两个手机，手机里面发现了另外一个贩毒的线索，警察就很高兴，又找到一个犯罪线索，然后把手机中的信息作为依据，又查了另外一个案件，一起提供给法庭。所以我们在食品安全里面有一个原则说，任何技术，包括新的食品，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风险评估，风险交流，然后再确定要不要技术。四、科技发展对人的尊严构成了何种挑战 科技发展的正面积极作用我们要充分的肯定，四次工业革命客观上推动了人类的发展，是不可否认的，如果我们否认了三次工业革命包括正在进行的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发展的贡献，那我们是不客观的。在座的各位同学，可能都有手机，我们的生活似乎离不开手机。美国政府最近对叙利亚进行打击，理由也很简单，说叙利亚政府使用了一个化学武器。
很多法院都说智慧法学院、智慧检察院，过了十年、二十年后法学院还需不需要呢？人工智能可以代替律师的工作、法官的工作、检察官的工作？在这样的潮流面前，法学院的存在意义在哪里？法学院的使命在哪里？未来法学院到底怎么样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法学院的学生未来在AI技术发展面前还有没有作用？未来律师是不是可以通过一般的AI技术、AI律师来代替？ 可以说，一般性的重复工作，AI律师都可以做到。人作为法律上保护的主体，特别是受宪法保护的主体，其权利必须由国家来保护。以法律实证主义运动的形式，消弭君主主权意志与人民主权意志的冲突。
宪法机制本身，其天然就具有超逸出民族国家疆界的本能。但其依然面临两大新的挑战：其一，这种革命与法治、正义与和平的宪法解决方案，实际建立在国内与国际法律的二元张力基础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国际性宪政法治的张力结构。在中世纪时期，必须通过神法、自然法、人法这样的阶序结构来安排法律秩序，在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时期，则需要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空间范围内，通过例如法治/革命、自由/必然性这一系列的二元辩证法来推动法律体系的再生产。而这一历史进程也说明，即使在近代领土国家最初建立的过程中，法律和政治还是被严加区分的，政治统一化的步伐，必须通过依靠法律裁判权集中化的方式而展开。
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治理，实际主要都是围绕裁判权而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启，实际给近代国家宪法运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推力，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则最终推动国家宪法迈向了超国家宪法的历史演化进程。
而在卢曼看来，这种假象实际实现了一项社会功能，即通过它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政治主要是由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与权力计算的逻辑所决定的。但无论是君主、革命抑或法治，在这三个历史时期，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民族国家主权的建构与存续。通过主权国家宪法化的形式，吸收法治与革命的张力，将革命因素吸纳到主权国家法治的制度化框架之中。在这一历史阶段，宪法演进也主要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管治疆域之内。
一个时代对前一个时代的替代，是依次通过以革命驯服君主、以法治驯服革命的形式完成。马克思对国家概念的激烈批判，则进一步撬动了近代国家与法律概念之间近乎自然化的内在关系，而立宪国家的概念也受到了空前冲击。在过去，法律主要通过司法裁判权的机制发挥其效能，只在个案性冲突出现时才介入其中。如果说，从1648—1918年，人民（民主）最初驯服了君主，法治随后则驯服了民主，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又以世界革命的形式，最终打破了主权国家范围内法治与革命因素的既有平衡。
相反，一方面保持政治和法律系统结构耦合带来的认知开放性，另一方面，通过宪法化来实现法律系统的运作性闭合。实际逻辑并非如此，或者说，宪法理性国家与革命理性国家和君主理性国家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成为了贯彻政治政策目标的主要工具。立宪国家概念的动摇，正是通过冷战阵营不同国家集团各自占有法治与革命的状况出现的。
从1648—1918年，实际要解决的是近代国家面临的核心挑战——即中世纪社会的正义与和平的悖论问题，它在这个历史阶段获得了部分解决。在这之后，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1648—1789年的君主理性国家时代、1789—1848年的革命理性国家时代、1848—191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代。如果人们开始懂得运用法律的论理技艺，也就可能获得破坏和平的抵抗权。而当代宪法机制，最终证明：只有它才具备跨越国内与国际的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能力，当然，这也悖论性地体现为：只有通过对近代国家宪法模式的扬弃，赋予古典宪法模式以超国家的运行形态，才能最终将宪法机制的内在潜力全部激发出来。国家之间的正义/和平冲突，导致了世界性的非正义/和平的悲剧后果。由于国家是规范效力归属的终点，即国家被作为无法进一步推演出来的秩序。
所以，正义与和平的两难冲突，也即抵抗权的难题，自西方近代以来始终是棘手问题。第三个核心概念则是立宪。
经过从君主理性到革命理性，再到立宪理性的过渡，国家最终被驯服，在民族国家的主权空间内，实现了革命与法治的张力平衡。全球法律体系在冷战时代进入到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阶段，解决了君主意志与人民意志的冲突问题。其内在逻辑是：在寻找正义基础的过程中，法律也可能摧毁它的前提条件，亦即和平。
苏东剧变代表了20世纪革命范式的终结，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超国家法时代的来临。法治与革命呈现为敌对态势，一方国家阵营占有了法治，一方国家阵营则占据了革命。它具体表现在：近代国家既是一个政治性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法律性概念。以冷战为分界线，世界法第一次不再主要以各国比较法的形式呈现，而是以社会主义法系和资本主义法系的对峙形态出现。
这为苏东剧变之后，世界法迅速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做好了历史准备。而现在，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各种目标，法律实际承担了一种矛盾性的功能：它一方面制造出冲突，同时也为解决这种冲突而进行运用。
法治与革命、自由与民主、法律与国家这一系列近代悖论的展开，正是不断通过政治与法律悖论关系展开与解除的进程而得以呈现。从中世纪后期开始，由于宗教问题与道德问题频频被转化为法律问题，在法律领域展开其攻防，这更是加剧了这一悖论的暴露。
既不再需要君主，也不再需要人民，甚至也不再需要国家。当然，宪法理性国家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致的挫败与悲剧，也并非仅仅出于非宪法理性国家阵营的存在。
缺乏其中任何一个维度，政治与法律的界分闸门，以及在界分基础之上实现的良性循环，都会遇到致命难题。对于权力争夺者，宪法也不过只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工具。对于这个问题，传统上总是需要不断诉诸一个超然的决断者，诉诸于那些神秘的形而上基础，诉诸于现实政治权力较量的状况，或者干脆诉诸于国家主权本身。宪法理性国家是法治理性国家发展的完整形态，它的出现，解决了现代国家民主—民族动员的激进化问题，以宪法理性缓和人民主权的暴力倾向，以代议制民主和政党竞争轮换为民族国家范围之内的民主参与进程提供制度载体，以法治理性平衡民主理性的革命性因素。
正如卢曼所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人类政治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境地，人们不再可能通过对于某种超验基础的追溯，通过对超验宇宙自然的想象，来作为政治权威的基础。因为，在宪法理性国家的法律实证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向运动的背后，也即在这种法律和政治新型联姻关系的背后，更应注意到，这是新的政治与法律系统各自运作分化之后的成果。
宪法的生命力，其实主要在于它的司法化运作过程。而要真正解决这个难题，实际要一直等到法治理性国家时代的到来——也即现代宪法的出现。
正是通过教会法的系统性理性化，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性权力干预。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立法和司法也形成了一种上位和下位的等级关系（这实际也是对古典法律传统的颠覆）。